郑祖襄教授《“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导论》讲座综述
铁 梅
时 间：2014年11月28日上午2：30—5:00
主讲人：郑祖襄教授（浙江音乐学院教授）
主持人：王州教授（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
地 点：音乐学院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2014年11月28日下午2点30分，著名中国音乐史学家郑祖襄教授受邀莅临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为我院师生带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导论》主题讲座。本次讲座由音乐学院副院长王州教授主持，学院师生参加。
“中国音乐史学”的概念是什么?它对中国音乐历史的研究起着一种怎样的作用?对于一般人而言,确实是一个陌生的学科概念和难以回答的问题。音乐史学史是指音乐史学发展的历史，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即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历史。中国古代记录前朝音乐历史和对前朝音乐进行研究的工作很早就开始了，并有一定的写作体例规范和不少研究业绩。
民国以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站立起来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发展，积累了不少经验，逐渐形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本次讲座郑祖襄教授分别为对“音乐史学史的学术价值”、“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的时期划分”、“ 音乐史学与学术人格”等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一、音乐史学史的学术价值
郑祖襄教授在讲座中谈到：“对于后人来说，总是期盼着去认识一部真实的音乐史，但是在音乐史学工作者的研究中又是如何的千差万别。由于史料的不同、视角的不同、水平的差异似乎让真实的音乐史显得扑朔迷离，不可捉摸。而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同的描述、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结论才能使后人更为全面 ，更为广阔，更为丰富地去认识、了解真实的音乐史”。
当古人或前人撰写音乐史的时候，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音乐史家会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有的人受到这一方面的影响大一些，有的人会受到另一方面的影响大一些。由于受到的相关影响不一样，他们会写出不一样的音乐史学著述来。音乐史家在撰写音乐史著作过程中，又往往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作为一个文人、知识分子又常常会去追求自己的个性与特点。这不同的个性于特点往往使音乐史著作闪烁着奇异的光彩。
音乐史学史告诉了后人，古人和前人是怎么写音乐史的。音乐作为一种艺术的存在，一种文化的存在，既然要告诉后人音乐这件事，就要涉及到音乐的产生和功用、音乐与其他艺术和文化的关系。这些问题虽然很复杂，直到今天还需要不断地深入研究。当人类开始意识到音乐时，也就开始了对音乐诸方面的艺术规律和文化特征进行思考，随着对这些问题由浅入深、由偏到全的全面探索与研究，最后把自己的思索写进音乐的历史。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如果从《吕氏春秋•古乐》算起，至今至少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许许多多的音乐史学者写下了各种不同特色的音乐史著作。它们留给后人的音乐史知识、音乐史学的学术、音乐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是丰富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遗产。这份遗产不仅对于华夏民族的后代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全人类来说也同样具有文化和学术的意义。
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的时期划分
（一）正史“乐志”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音乐，很早就知道音乐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一部上古时期史官记事的书——《尚书》就记录了一些关于音乐的事情。《尚书》中史官已把音乐的事情载入了要永传后世的史册里，对后世正史“乐志”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乐志”的建立提供了依据；《史记.乐书》首开“乐志”体例，确立了“音乐与音乐史”在正史中的地位，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史记》虽成于司马迁之手，但当今研究者认为，其大体规模与指导思想是其父太史公司马谈创造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撰写的体例分本纪、世家、表、书、列传几部分，其中《乐书》是专记音乐的篇章，史记之后，“乐书”名称被改为“礼乐志”或“乐志”、“音乐志”。
《史记》不仅记录了汉朝当时的音乐，也涉及了汉以前的音乐，本质上它是儒家音乐思想，代表当时汉代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乐志”成为宫廷雅乐的记录本，从历代“乐志”的具体情况来看，一般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记述前朝的音乐即历史音乐，后一部分撰写本朝的音乐，它们随同正史在古代历史中保持着神圣的地位。在本次讲座中，郑祖襄教授还谈论了《左传》中的音乐史记录，几种重要的正史“乐志”如：《汉书•礼乐志》、《宋书•乐志》、《隋书•音乐志》、《宋史•乐志》等相关著作中音乐的记录。
（二）私家音乐史著作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私家著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酝酿了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各家各派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人生观、社会观、历史观与文化观，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在这些诸子的著作中常常涉及音乐的问题，其中非常核心的是关于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等相关方面的问题，对音乐历史等问题也时有提及，也可以认为这是中国私家音乐史著作的开始。自诸子著书立说以来，私家著书在民间流传，从汉代到清代的私家著作里，不断涌现一些音乐史著作和对相关历史音乐进行的研究。例如：《吕氏春秋》的“古乐篇”和“音初篇”；《古今乐录》的音乐史学特点；历代艺文志所载的音乐史著作；几种重要的音乐史学文献如：汉.应勋《风俗通义•声音》、沈括《梦溪笔谈》中的音乐部分，陈旸《乐书》、王灼《碧鸡漫志》、朱长文《琴史》等学术著作。郑祖襄教授告诉我们：“它们补正“乐志”之缺憾，是中国音乐史学史中的一部分”。
（三）音乐通史性质的著作产生和发展
通史是指贯穿古今的历史学著作，它与断代史相对而言，断代史只是撰写一朝一代的历史，音乐通史则是指音乐史的通史著作。郑祖襄教授谈到：“《吕氏春秋.古乐》已具有音乐通史著作的特点。历代“乐志”虽然也记录前朝音乐史的发展，但它们大都是以记录本朝音乐为主，作为明确以“通”为特点的或者以“通”为目的的音乐史著作，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是唐代杜佑撰写的《通典•乐》。
《通典》整部书的体例是仿照正史中的“志”，它是把“志”的断代体改成贯通古今的通体史，其中“乐”的部分也是这样，所以《通典•乐》就成为一部通史性质的音乐著作。在这部书的影响下，以后出现的宋代郑樵撰写的《通志•乐略》和元代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乐考》（史称“三通”），以及民国时期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 （简称“七通”），其中都有专述音乐史的章节，郑祖襄教授在讲座中说：“这些以“通”为特征的音乐史著作在中国古代音乐学史上是有地位的”。
（四）清代乾嘉学派对古代音乐的研究
清代建立以后，由于政治上的极端封建专制主义和民族统治，对怀有民族气节的汉族士人进行残酷镇压，大批学者读书写文章不敢触及现实，只能在古书里以考据为事。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修《四库全书》开始到到嘉庆年间，大批学者整理古籍的考据工作到达了顶峰，历史上许多文献典籍经他们旁征博引的考证，进一步弄清了文献的本来面目，为后人研究铺下了可靠的文献史料基础。后世称之“乾嘉学派”，又因为他们以考证求实为特点的研究学风，所以又称之为“朴学”。
在“乾嘉学派”研究的文献中有许多是包含音乐内容的，是学者们所不容忽视的。他们对历史学的研究以考据为主，被后人称为历史考据学，值得我们注意与学习。乾嘉学者对古代文献进行了大面积的研究与整理，在音乐史学方面，不仅对一些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研究与梳理，而且还着手研究古代音乐，并写出了相关重要的学术专著，在古代音乐史学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郑祖襄教授在讲座中重点论述了乾嘉时期凌廷堪的《燕乐考原》以及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对古代音乐史学史的相关研究。
（五）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五四”时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著作主要有萧友梅《十七世纪以前的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叶伯和《中国音乐史》、童斐《中乐寻源》、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分别是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和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两部著作。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部问世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著作是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1952年由上海万叶书店印行，但这本书的成书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李纯一1956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是作者在讲课稿的基础上写成的，1964年又经作者修订出版了一个增订版；廖辅叔1964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音乐史》，该书的体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来分期的，该书是作者在中央音乐学院授课的讲稿；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1981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重新出版，原来的上、中两册归入新版的上册，新版的下册为元代至清代部分。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以及研究水平的提高与研究方法的新探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新著述不断问世。沈知白《中国音乐史纲要》198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许建《琴史初编》1982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198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1989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1994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李纯一《先秦音乐史》1994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1995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等等相关著作陆续问世。
三、音乐史学与学术人格
音乐史学和历史学一样，在它的研究范围中会涉及许许多多的人间是非善恶，一个音乐史学家面对这样的历史时，往往需要作出一定的判断。这既是智慧的、也表现出一个人的学术人格。学者的正义与否，愤世嫉俗或阿世媚俗，也都会表现出来。优秀的学术人格，古人称之为“史德”。人类社会在面对以往历史的态度上往往会有很多功利的想法和做法。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往往需要借助于历史，从历史中获得精神的力量和情感的追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学、音乐史学要如何地实事求是，向人们介绍一个真实历史。这样才能真正通过历史来认识自己、认识现实和认识未来。
郑祖襄教授在讲座中告诉我们说：“ 历史学的终极目标是对人类自身的认识，音乐史学也是这样，是在人与音乐的关系上探究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但是，每一位音乐史学研究者处在不同的时代，归属于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他们撰写音乐史学必然具有不同的时代、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个音乐史家或一个学者往往都有自己的学术理想，有自己的音乐史学目的，这在他们的音乐史学著作里也往往强烈地表现出来”。
这场精彩的学术讲座使我们意识到兴起于本世纪初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经过几代学者不懈的努力与执着的坚守，已经有了很大的完善与发展。当前，我们面临着思考与学习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究其发展的线索和规律的问题，亟待全面发展与提高这门学科的理论建设，急需我们后人不懈的努力与奋斗。讲座结束后全场持久、热烈的掌声，表达了我们心中对郑祖襄教授无限的感激与深深的敬意。